我和俊生是一九八五年的师范生，毕业后一同都被分到了镇上的中学任教。日子像镇上河水一样，慢悠悠地淌着。我们每天踩着晨光去学校，披着暮色回家，日子过得安稳又妥帖。婚后我们添了个女儿，我们三口之家，每个月有三百来块固定进项，在当时的镇上，已是旁人眼里安稳体面的光景。
九十年代初，我们的工资较前几年虽然稍有涨幅，却依旧撑不起宽裕的日子。可我始终觉得，“过日子”和“会生活”两码事。有的人有钱，未必懂生活；有的人没钱，却能把日子过出滋味。生活对于我来说，就是在柴米油盐里，能给自己留一点精致的余地。
每个月发了工资，我都会进市里百货大楼逛逛，看看当下流行的衣服，时兴配饰。给自己置办两件，也忍不住去进口专柜瞟两眼。那些印着洋文的商品，价格对于我来说着实不菲，可这并不妨碍我对它们的向往，也是我对生活的一点念想。那时候，邓丽君的歌是我们唯一能摸到“城里的风”，她的装扮，更是我通往另一种生活的一扇窗。
几个月前，我看上了专柜一支口红，可标签上醒目的六十元，把我心里那点小小的体面砸得粉碎。那差不多是我近半个月的薪水，站在柜台前，我又眼馋又心酸。其实每次进城之前，口袋里都特意备着这笔钱，可是每次要把钱拿出口袋的时，我被内心的纠结拽回现实。无数个念头在脑海中交战，最终我又不得不把钱悄悄塞回口袋。这心理的拉锯，持续了整整半年，直到我下决心买下它。我知道俊生平时节俭，所以这支口红成了抽屉最深处的秘密。每次我心情好的时候，我就会轻轻地涂抹一层，然后又小心翼翼地收藏好，仿佛守护着只属于我自己的精致和奢望。
一天晚上洗漱完，我拿出了那支藏了半年的口红，对着镜子一点点涂匀。看着镜子里亮起来的唇色，整个人都鲜活了几分，我突然来了兴致，换了一身压箱底的连衣裙，打开了录音机。邓丽君温柔曲调瞬间填满了整个屋子。我转身走到俊生面前，伸手拉着他，想要跳舞。
俊生搓着那双笨拙粗糙的大手，脸唰得涨红，憨笑推辞：“我哪会跳这个，长这么大还没有正经看别人跳过呢。”
我才不管这些，一把挽住他的胳膊，笑着说：“在家随便跳跳，怕啥。”
刚跳两步，我停下了脚步，头顶那盏十五瓦的白炽灯，总觉得少了点跳舞的氛围。我转身翻出一块红布，轻轻搭在了灯泡上，又喊来身边三岁的小女儿，让她攥着灯绳，一拉一松。暖融融的红光忽明忽暗，把四面土坯墙都映得软软的，满屋都充满了浪漫。我们俩人的脚步都是笨拙的，踩不准节拍，挪来挪去，踩来踩去，可我们一家三口却笑个不停。
那天晚上的笑声，是我和俊生最舒展、最畅快的一次。